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可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
近年来，高学历人数快速增长带来人才红利的同时，就业压力水涨船高，出现“人才内卷”“高学低就”等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当前，如何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我国“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被认为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形成市场优势。
另一方面，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的人口结构下，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较轻，社会保障支出较少，得以实现高储蓄、高投资。
这种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导致的发展优势被称之为“人口红利”。多项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在20%-30%。然而，随着我国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2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红利”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如何理解“人才红利”？如果说“人口红利”强调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那么，“人才红利”则强调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人才指的是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所专长且能力和素质较高。除此以外，按照人口的三个基本要素——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人口结构（或分布），可以将“人才红利”理解为凭借充足的人才数量、优良的人才质量、合理的人才结构所形成的发展优势。与“人口红利”相比，它不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红利，更是一种质量和结构上的红利。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毛入学率近60%，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在人才培养数量上已经有足够基础。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培养规模的快速扩大，一些高校热衷于申请博士点、硕士点，却忽视了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和就业形势分析，导致高学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失衡，引发“高学低就”“人才内卷”。与此同时，高学历人才更倾向于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而非偏远地区和民营企业，导致用工荒、人才短缺与就业难并存。这些都反映出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过渡中，在人才质量和人才结构（或分布）上还存在短板，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人才红利”。
促成高水平“人才红利”，关键在哪儿？
面对当前我国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如何将这些高学历人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这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发力。
01
需求端优化策略
一是要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总体就业难问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022年，中国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包括本科专科生967.3万，硕士86.2万，博士6.6万。如此大规模高学历人才资源的消化，需要依赖且只能依赖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研究生扩招等延迟就业举措也只是权宜之计。号召大学生“脱掉长衫”、放下优越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还是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过去三年，对我国民营企业冲击较大，如2022年，上海注销企业总数达到282204家，注销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微型企业消失了21.6万家。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就业容纳器作用，需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实现促发展、稳就业。
二是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就业岗位供给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和人才结构。目前，大学生送外卖、大学生做保安等现象在日常生活变得常见，甚至有自媒体炒作“全国七万硕士在送外卖”等不实消息，调侃“外卖已经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然而，这些事实上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水平，并没有释放出足够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较单一的有限岗位需求无法容纳大规模不同层次的人才。
首先，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产业提质的过程中催生出丰富的产业类型、产业生态以及企业主体，在需求侧实现就业市场量和质的转变。
其次，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特别是在保证产业链完整的同时，适度延长产业链条。产业链越长，其所释放的岗位需求就越多、层次就越丰富，越能更好满足不同类型人才就业需求，使高精尖人才、中等技术人才、一线操作人才等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最后，要发挥产业链对人才培养鲜明的导向作用，通过产业链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引导人才与产业之间的适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
三是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和吸引力，优化人才空间布局。一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都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则少人问津，人才资源存在区域错配的问题。然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和基层工作等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引导高学历人才向这些地方分流，才能更好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要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培育当地特色支柱产业，优化产业集群分布，吸引相关人才入驻。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其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工资待遇、迁移入户、岗位晋升等政策优待。建立引导人才区域间有序迁移流动的长效机制，例如，广东省出台的《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提出，要搭建高校共青团助力县域发展工作对接平台、建立常态化联系本地户籍大学生的制度机制、设立广东青年乡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等，为知识青年到乡村就业创业建立机制、提供保障。
02
供给端优化策略
一是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目前，一些大学生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情况，这一方面与整体的经济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毕业生的质量和素质没有达到就业市场的要求，除取得文凭以外，没有其他特别突出的技能，学业不精且没有实习经历，在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上都有提升空间。这需要高校等人才培养方在教学育人方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国很多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因为教师职称评定、业界影响都与科研成果“直接挂钩”，所以在时间和精力上较少分配给课堂教学，导致备课不足、照本宣科，教师不认真讲、学生不认真听，沦为“水课”。因此，要完善教师培训与激励体系，改革职称晋升机制，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引导教师重视教学、重视课堂，确保课程教学质量，履行好传道授业解惑之职；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单位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服务和管理，严格课堂教学管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互动，重视日常考核和综合测评。严把考试关和毕业关，让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都拥有真才实学。
二是要以产业结构和用工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近年来，我国高校撤销专业数量逐年增多，2017年241个、2018年416个、2019年367个、2020年518个、2021年804个，这说明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用人需求错配问题长期存在，需要不断动态调整。
如何做到人才培养上供需匹配？
首先，要积极调查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主动调整相关培养专业的优先次序。对于那些长期就业不佳、学生就学兴趣也不高的专业，要及时撤销。
其次，要密切跟踪行业发展，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经济转型方向预测人才需求，及时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使人才培养能够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同时，对新设专业的就业情况和发展前景做反馈调查，动态调整师资力量与课程配置。
最后，要进一步深化校企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使校方和毕业生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真实需求，对一些专业可以采取对口培养、定向输送的方式，有计划地开展招生和联合培养工作，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
三是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传统培养学术精英型人才理念影响，在自身发展方向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崇尚向学术型、研究型转变。在社会观念和社会地位层面，也存在学术型人才优于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刻板印象，导致在人才结构中，普通学术型人才占比过多，而技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依然比较短缺。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相关行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如在锂电行业，2021年，宁德时代员工人数增长5万人，其中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增幅居前，分别增长4.47万人、4487人，同比增幅为216.17%、80.24%。因此，要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走差异化培养的道路。对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阶段赋予不同的培养重点和培养模式，例如，本科教育阶段，在开展通识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同时，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而学术性人才的培养则放到更高的教育阶段。加大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支持力度，引导具备条件的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投入和支持，促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做好中学阶段的学生分流工作，为学生提供技能型、应用型的升学就业路径和发展上升通道。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兴办与其产业相关的职业院校，直接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四是要主动谋划高等院校地区、城市布局，促进“人才下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存在不均衡的现象。
一是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明显，经济发达省份的高等院校无论在财政支持，还是平台建设上都要远胜于欠发达地区。
二是高等院校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知名高校近年来也不断在东部大城市开展异地办学，进一步导致东部大城市人才高度集聚的分布格局。
我国人才密集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和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区域，这些区域高学历人才存量多，同时对区域外人才吸引力大。数据显示，2017-2021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6.2%增至12.9%，长三角、珠三角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从4.6%、2.0%增至7.4%、4.1%。与此同时，高度的人才集聚导致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非中心城市和地区，如一些有产业基础的二线城市，虽然近年来承接了来自中心城市的人才外溢，但总体上依然存在岗位缺口，就业环境较宽松。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需在符合教育部相关政策的前提下主动谋划，在那些具备人口和特色产业支撑的非中心城市和地区开展产学研合作，设立异地研究院或培养基地，引导人才与当地经济发展特色及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实现人才的本地培养、本地消化，为人才就业开拓新的区域途径，促进人才分布结构的均衡。
如何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当人才真正成为社会追逐的“红利”，而不是一项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时候，人才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价值才会真正得以彰显。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除了要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避免“人才内卷”“人才浪费”之外，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的引领作用。不仅需要人才作为一种资源的存量，还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人才作用，发挥提供开创未来的平台和赛道。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明显，高端制造业竞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近年来集中爆发，成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增长点和大国博弈的新赛道。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紧迫，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大力发展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等成为引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发展未来产业战略规划非单个企业或行业能够实现，许多未来产业发展需要长期前期积累和基础研究，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的收益。这就要求必须发挥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在产业政策、发展目标等方面着眼长远、精准把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产业引领和人才推动互构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培养造就一批具备突破性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领军人物。目前，我国产业升级转型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特别是自主创新驱动，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不被“卡脖子”。而创新作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则主要依靠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智慧。在高端制造业等领域，高端人才、领军人物引领整个行业变革和突破性发展的例子频频显现。虽然我国的人才数量和质量居世界前列，但是高端人才在整个人才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尤其缺乏具有创新特质的领军人才。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2017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就已经是世界首位，但是在突破性论文方面与美国依然差距明显，2015-2020年，美国人工智能突破性论文数超过其他排名前十国家的总和。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人员虽然数量多，并且近年来不断增长，但是由于尖端科研人才的缺乏，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行业发展依然处于跟随和追赶的状态。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端、顶尖人才的培养和利用，改进教育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在工作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充足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以尖端人才带动整个科研团队的进步和整个领域后备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引领行业突破性发展。
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尖端人才引领，还需要更多中高端人才支撑。使各类人才都能物尽其用、自由创造，是释放“人才红利”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尊重人才成长和创造规律，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到留得住人才、出得了创造、用得好成果。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中的作用，营造利于创新创造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提升人才服务的个性化、差异化水平，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科学家的主体性，进一步释放人才活力，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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